上海赫贤校长说|游历七国，哈佛毕业的校长谈双语教育

很多家长在选择国际化学校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困惑： 外教多的学校，担心英语教学不够扎实和严谨，外教少的，又怕没有国际化的语言和文化氛围。

而在上海赫贤学校的吴成楠May Wu副校长(以下简称May)看来，中西教育优势完全可以各取所长，经过这些年的课程研发和团队融合，上海赫贤小学的外教团队及英语教学已经形成了一套集科学性和系统性为一体的成熟模式，而她本人丰富的海外求学和工作经历，恰恰在这当中扮演了一枚关键的角色。

加入赫贤小学这些年，学生家长送了May校长一个头衔：“翻译官”。

在May看来，她这个“翻译官”的职责有三层：

第一层是把赫贤的一整套国际课程体系讲清楚，便于家长理解。

第二层是把中国家庭的教育需求、教育理念“翻译”给外籍教师们听，让他们理解中国家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国际教育 。

第三层是做中外文化之间的翻译官，学校里的中外师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需要做好沟通和平衡。

这样懂专业又懂人情的翻译官角色，和May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从小到大May一直都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标准优等生。在成绩为王这种单纯的评价体系里，世界似乎特别简单。

直到大三时她去芬兰做交换生，在那段时间里，她做教师的寄养家庭夫妇分享了许多当老师的故事;制作芬兰传统民族乐器的音乐家告诉她每一把琴都来自一棵树，每一棵树又来自环境的滋养;她在芬兰的森林小学里做志愿者，课后天真而热情的芬兰孩子围着她问这问那……让她无比触动的同时又深思：原来教育还可以这样美好，她萌生了成为教师的想法。

这之后，May在大学毕业时放弃了许多别人眼中的好机会，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美丽中国”(当时叫做“中美青年联合支教项目”)，前往云南做一名支教老师。

在那之后，她又前往瑞士，在阿尔卑斯山坡上的百年名校ecole d’humanite及位于挪威、捷克、爱沙尼亚等地的国际夏令营Luethi-Peterson Camps工作。瑞士国际学校和国际夏令营的教育理念对她影响至深，因为他们的创立背景都在二战前后，目的是希望通过全世界的青少年共同生活学习，来消除战后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仇恨与隔阂。

就是在这个夏令营及瑞士的姐妹国际学校里，May对“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国际理解”有了逐渐深入的切身体会。当年的她才20多岁，作为唯一的中国老师，和来自欧美各国的孩子与老师组成"大家庭"，同吃同住，一起上课、学习、游戏、做饭、洗衣和打扫。这当中，有惊心动魄，比如她亲自两次挽救过一位患抑郁症而轻生的女孩;有孤独与探索，在异国他乡的文化隔阂毕竟是在骨子里的;更有甜美和收获，她和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就在挪威的营地，一个美丽的峡湾里举行了人生正式的婚礼，策划和操办全由夏令营的一群大孩子完成。

结束七国的教学工作后，May当年在“美丽中国”的一位美国同事推荐她去申请哈佛肯迪尼学院，几乎没有悬念，她顺利拿到了Offer。就这样，她不仅用两年时间在哈佛读完研究生，还“忙里偷闲”生了孩子，堪称女超人妈妈。

“在哈佛的那段经历，让我拥有了更宏观的视野，更能看到问题的复杂和多面性，并且能够从西方文化的视角理解问题，用专业的技巧来来处理跨文化、跨种族团队的人与事。”

这些传奇的经历，让May在跨文化场景中如何与不同国家背景的人如何沟通和理解，有了深刻的理解和经验。当然，这些经验也在赫贤这个高频发生跨文化对话的场景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在国外求学工作的经验丰富，May特别理解中西方对教育的理解差异：比如在外方老师看来，课堂笔记本、练习册不用带回家是一项默认“铁律”，他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安排。

但在中国教育体系下长大的家长就要急了："课堂内容哪里看?孩子到底学了啥? "

其实背后是两套逻辑在打架：西方觉得知识该在课堂消化，带回家本子带不回来影响课堂学习，回家就该探索世界;中国更习惯用作业量丈量学习进度，知识点得掰开揉碎反复练。

“所以我们要设计一套体系，让外教老师知道，家长需要理解学校里的结构化课程设置，同时也要匹配一套家长看得明白、方便孩子带回家、又很体系化的课程内容。”

因此，赫贤小学构建了一整套完备的英语课程体系：从学什么?怎么学?怎么评三个维度形成了闭环。

我们按照英国国家标准设计了赫贤小学的英语课程，包括原著读写、剑桥体系的Superminds、低年级自然拼读三大模块;

原著读写是像英国孩子那样去学习原汁原味的英美文学;

同时我们还有像Superminds这样有非常清晰的难度进阶的课程，便于家长理解，也明白自己的孩子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赫贤小学的英语教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实行分层教学。

“自信地说，同类的国际化学校里能做到我们这种细致程度的凤毛麟角。”May说。

首先，赫贤小学采用独有的“铁三角”全天沉浸主班模式，每个班都有中方主班老师、外方主班老师和双语助教老师。三位主班老师都在教室里办公，无论课堂还是课间、午餐等时间都一直陪伴着班级小朋友身边。“1-2年级的孩子更需要安全感和连接感，所以我们采用主班外教老师+自然拼读/剑桥英语分层走班制，这时的外教老师全天跟班，专注于自己班级的教学;到了3-5年级，小朋友们依然有陪伴他们早读、午写、课间和活动的外方主班，但是英语课则采用所有课时分层走班，更加高效和个性化的学习方式。”

以五年级为例，可能会有 10 个不同班级，分为 5 个不同难度层次;二年级则有 8-9 个不同难度层次。

每个层次都有针对该层次的具体目标，这些目标会根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我们还会根据孩子们的内部模拟考试成绩，结合义格集团全国五个校区的数据分析和对比，不断优化目标设定。这种分层教学模式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水平的环境中学习，同时激励他们不断挑战更高层次。

英语课时比例上，一年级学生达到近50%，五年级提升至60%，学科英语覆盖科学、设计思维、信息技术等7大领域。外方老师通过"用英语学世界"的项目制课程(如斯坦福大学引进的设计思维课程)，让学生在探索中自然习得语言。

“我们优秀的学生，四年级已达到FCE(B2)水平(B2相当于小托福840-900分左右)，也有学生出版了自己写的英语小说。”

每学期末，赫贤小学的老师都会给每个孩子提供详细的英文水平个性化报告，这份报告不仅涵盖孩子的听说读写能力，还会进一步细分为多个具体技能，如听力分为五个不同技能，明确指出孩子在每个技能上的表现是优秀、良好、满意还是低水平。

报告中还会标注孩子的优势和需要着重提高的方面，让孩子清楚自己接下来的学习重点。报告最后有老师的点评、孩子的签名以及家长的签名，完成后贴在孩子的英语本子内页扉页上，时刻提醒孩子自己的学习目标和优势。

“此外，在班级层面，我们要求外教老师进行数据分析，通过 Excel 公式和分析方法生成班级整体英文学习情况的诊断报告。”

报告以柱状图形式呈现，清晰显示班级在不同技能上的掌握情况，帮助老师明确教学重点。

如果某个班级在阅读的第四项技能(R4)上表现不佳，老师就会在日常教学和互动中着重加强这方面的教学。

“我们还会定期检查老师们的教学效果，通过对比预期增长和实际增长数据，与老师进行一对一沟通，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而孩子们的学习目标也和外教老师的KPI密切相关。”

“老师这项工作是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要能充分利用科学的工具，分析数据，才能高效地解决教学这个问题。”May说。

值得一提的是，May自己的儿子也在赫贤小学部就读，她和先生两人都属于醉心工作，回家粗线条的那种父母，儿子平时就跟着学校进度走，也从来没在外报过英语辅导。

直到有一天儿子的外方主班老师跟她说，在图书馆课上，平时很害羞的小朋友忽然“爆发”不怎么开口的他跑到外方老师身边，用流利的英语跟他聊了很长一串自己的日常生活，说得还非常地道。

May的孩子在Spelling Bee国际拼词大赛中获奖

外方老师说，I'm shocked，完全没料到他英语这么好!

May校笑着说，她的松弛感来自对学校浸润式课程和中外方老师的信心。

May的办公室被外教们戏称为Therapy Room(心理疗愈室)。每当他们遇到了困难或是感到迷茫时，都会到她这里来“求助”，甚至还可以哭鼻子。

“中西文化语境有很多差异，虽然老师和家长有着一致的出发点，但具体的沟通中依然可能遇到挑战。外方老师对于政策解读、社交媒体和中国家庭具体的想法，可能会难以一下子完全理解。他们的成长过程的文化环境不一样。社会的高竞争性，东亚的文化基因，混合上家长对孩子各种各样具体的期待和焦虑，这些都跟西方国家很不一样。外方老师面对家长的一些问题会不知所措，难以解答。”May校长说。

通常这个时候，May校长会把家长请到学校，跟外教、助教老师一起面对面地聊天，这当中还需要大量的翻译，虽然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解释清楚，但这种耐心的沟通却很值得：无论是赫贤引入的外部学习材料，还是外教老师内部自主研发的学习单元手册，对家长来说都是可视、可见、可信的，打消了很多顾虑，后续的沟通也越发顺畅。

May的校长办公室对孩子来说则是一个温暖的心灵之家，是Ta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走在校园里，她经常会得到一个冷不丁的小朋友的拥抱，或是一个只跟她分享的小秘密。

“有家长跟我分享过，她曾经在学校门口蹲点，就是为了看我们孩子放学以后的状态，看到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笑容，眼睛里充满了光彩，她才放心了。知道我们值得托付。”

May介绍说，赫贤小学的英语教学和整个校园的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丰富多元的校园活动，是因为我们的大目标是希望给孩子们一个宽广的国际视野。

学术方面，如每年一度的Fairytale Festival 童话节，孩子们可以扮演自己喜欢的童话角色，进行角色扮演和互动游戏。这些活动不仅让孩子们熟悉西方文化，还增强了他们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International Learning Festival 学习庆典、Math Week数学周、STEM Week科创周，都是集合了学术性和趣味性的活动。

再比如学校最近上演了经典西方儿童音乐剧《Annie》，孩子们全英文表演，还有自己的管弦乐队伴奏。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在国际文化环境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此外，学校会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如“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Stars”舞会，Jeans for Genes “牛仔裤日”公益项目，为帮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慈善机构Heart to Heart筹集善款。这些活动让孩子们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慈善意识，明白自己的行动可以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更不用提我们的孩子还能前往耶鲁参加WSC 世界学者杯全球冠军赛、在Spelling Bee 国际拼词大赛获奖、以及在各类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奖。

“让孩子能够从首先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文化根，同时有非常强的英文能力和国际视野，内心有很笃定的自信，敢于站上舞台，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敢于写信给校长，这就是我们希望培养的赫贤的孩子。”

因为当下国际局势的动荡，很多家长对于孩子将来升学的规划很纠结，又因为May丰富的国际背景，他们经常找到May咨询。

“我通常会说，我们很难把握10年以后的国际局势，我们唯一能把握的，是想让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理念下成长。是以单一的学术结果作为特定的评价体系?还是丰富多元让孩子在不同的领域各自闪耀的环境?这个是家长可以判断和决定的。我们的择校不应该是基于国际关系的风云莫测，我们的每一个做父母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我们想要做怎样的父母。

至于孩子后面的环境和人生，永远都属于他自己。不管你是高考还是出国， 做父母就是一个跟自己的孩子越来越远的过程，孩子只会越来越独立。这是一个落寞的过程，但这就是事实。每个人都要从原生家庭里走出来，我们也应该赋予孩子这样的空间，那些不认同这个客观事实的家庭，最后都是吃了苦头的。

至于孩子将来到底要选择哪条路?他到底是要当个支教老师，还是要当火箭工程师?你都让他自己去决定，他能告诉你，你就感谢他就行了。

以我本人的经历来说，我从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优等生，但是我一直敢于有自己的想法，也受到家庭的支持去为自己的选择放手开干并且承担后果。在大学里我更加坚定，要追求自己想做的事，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一定非要谁的认可。

比如后来我才知道我毕业去支教的事情引起过很多同学的讨论，有人崇拜我，有人觉得我傻，当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光顾着开心了，因为觉得做支教老师是我真正想做的，虽然之后现实给我上了一课，发现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是这么苦，但那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成长，让我明白不一定非要用别人的价值观衡量自己。但站在今天回看我的人生，包括后来去哈佛读书，结婚成家，回来以后也在教育这条路上有一定成绩，都跟我当初去支教的“叛逆”决定有关。

最后May说，国际教育带给她最珍贵的是三种能力：

第一是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勇敢做自己。

第二是跨文化的敏感性和沟通能力，做一个跨文化中自洽的人。

第三就是跨文化工作中的领导力历练，包括处理极端紧急的情况、人际关系上的困难和挑战、文化敏感性上的挑战等。

“其实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一方面可以很多彩，另一方面有很多困难和挑战， 但是当你经过这个痛苦的磨合过程，就会获得更深刻的自洽和自信，对于我而言，跨文化的经历像是一面镜子。在跨文化的经历中看到自己， 也看到别人。这是我受益一生的财富。”May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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